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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地下工作须遵守十六字方针

发布日期:2019-12-03 12:40   来源:未知   

  能够在奢华与清贫的强烈对比中,保持人的本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特别需要坚强的党性和自觉的守纪意识。

  南方局极为重视纪律建设,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开展秘密工作所必需的斗争策略和方针。

  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发挥了以身教人的作用,使南方局成为活动在敌人巢穴内的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重庆渝中区,红岩村13号,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所在地。

  5月的山城已如酷夏,但红岩村13号内,游人的热情却并未受到高温的影响。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里矗立着硕大的“千秋红岩”布景板,曾经流传了许多年的那些革命者的故事,吸引着游人探寻历史的目光。

  沈安娜、黎强、张露萍……潜伏者们深潜敌穴、出生入死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个人惊心动魄的命运轨迹背后,有坚如磐石的组织释放出最大的支撑力,那就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被称作中国的净土,与之相反,重庆则是巨大的染缸。南方局就是在这个污浊的大染缸里坚持着战斗。越是污浊越要有做“六月风荷”的决心,越是复杂越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南方局在限共、溶共,再到灭共政策的高压之下,始终能够保持底色,正是因为强有力的纪律约束在发挥重要作用。

  南方局于1939年1月派驻重庆,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高举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但因为实行特务统治和个人独裁,南方局及其所属的党组织处于非常艰险的境地,人和进步人士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可能。同时,在重庆灯红酒绿、腐败不堪的环境中,人还面临着金钱、美色、权位等各种诱惑。

  卢绪章,是南方局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经济工作的一位秘密党员。1933年,卢绪章在上海组建广大华行,以经营西药、医药器械邮售业务为主。1937年,卢绪章加入中国。1940年,卢绪章来到南方局,周恩来指示他继续为党办好广大华行,使其成为党的秘密经济实体。周恩来对卢绪章交代:“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你单线领导,不许同重庆地下党发生横向联系。”他要求卢绪章在肩负特殊使命时要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卢绪章很快成为商场的风云人物,在别人眼中,他是富甲一方的巨商,实际上,广大华行的经营收入都贡献给了党。卢绪章的个人生活异常简朴,从不允许员工和家人浪费一文钱。他常说:“这些钱都是党的,员赚的钱都要上缴组织。”

  像卢绪章一样受党的指示开办企业、为革命筹集经费的秘密党员们,一方面是大企业家,一方面是普通党员,他们人前过着奢华的生活,人后两袖清风,要将企业盈利所得悉数上交党组织。能够在这种奢华与清贫的强烈对比中,保持一名员的纯洁性,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特别需要坚强的党性和自觉的守纪意识。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对南方局领导下的秘密战线的工作有详细完整的展示,当中提到“南方局的整个党组织系统在抗战期间都是处于秘密的状态”。

  秘密,当然不可泄露,需要用纪律来保障。南方局极为重视纪律建设,先后制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秘密工作条例》 等文件,提出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结合”及“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还有“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等一系列开展秘密工作所必需的斗争策略和方针。

  “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即“三勤三化”。“三勤三化”是南方局为加强国统区党的建设提出的一个创造性的斗争策略。“三勤”的第一项是勤学,南方局非常重视通过组织学习来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因为只有不懈地学习才能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针对地下党员,南方局要求他们通过在工作、学习中的良好表现和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身边的人,广交朋友;有职业的党员,要搞好本职工作;学生党员要努力学习,争取优异成绩,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同时为党工作。

  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其他党员坚持隐蔽埋伏的做法,正是贯彻“三勤三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1942年7月,南方局领导下的广西省工委及其所属部分党组织因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脱险后深刻总结教训,决定按照南方局“隐蔽精干”的要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钱兴及其他转移到农村的人克服困难,积极稳妥开展革命活动。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钱兴不仅恢复了党组织,还新建了一批基层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同时还派党员打入内部,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

  “我们要和延安的同志比比,八路军上前线卧冰雪打敌人,吃的是窝窝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更多的享受。解放区的人员得来一个铜板十分不易,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节约每一个铜板,不给延安增加负担。”这番话来自周恩来。作为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在重庆期间,他与普通工作人员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

  红岩村党小组每周一召开党小组会,有些老同志因事务繁忙不参加,党小组长是年轻人,认为他们是老革命,就没有提出要求。周恩来知道后,批评说:“小组长在党小组内是组长,其他都是组员,不论官多大都是组员。”要求党小组长大胆管理老革命。

  有一次,周恩来到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党小组参加会议,小组长刘光请他作总结。周恩来说:“应该小组长作总结,对我这个党员有什么要求,给什么任务我都接受。要我代替你作党小组会总结,不符合党规。我们都是同志,要接受党的领导,难道有什么特殊党员吗?党龄越长,越要遵守纪律。”

  另一位长期在南方局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还曾为了六毛钱给党中央写检讨。曾任红岩招待所所长的杨继才回忆:“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目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毛钱平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

  正是因为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发挥以身教人的作用,南方局才会成为活动在敌人巢穴内的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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